認識 Rita 已經三年了。她是一間資助小學的資深老師，教學年資十二年，負責學校 SEN 工作已有五年。
上個月，我在咖啡店偶遇她。她手裡捧著一杯咖啡，但沒有在喝，只是盯著杯口。
我坐下來，問她最近怎樣。她說：「我快撐不住了。」
一項 2022 年調查發現，超過 60% 的 SEN 工作者有中度至高度的職業燃竭感，
主要原因：行政工作過重、角色期望不清晰、缺乏同儕支援、成效難以量化。
燃竭的老師，無法給孩子最好的支援——這不是個人失敗，這是系統問題。
「阿東又在課堂上亂跑，打擾同學，老師叫我來處理。」
當我走進那個課室，阿東正蹲在角落，用書包把自己圍起來，頭埋在膝蓋裡。老師說他「無理取鬧」，但我看到的，是一個正在用身體語言告訴我：「我撐不住了。」
當一個孩子打人、逃跑、大哭、沉默，他用的，是他目前唯一懂得的語言。問題不是「他為甚麼這樣」，而是「他在告訴我甚麼」。
行為類型
表面看到的
可能背後的需要
攻擊行為
打人、摔東西
情緒超載、無法用語言表達不適
迴避行為
逃跑、拒絕、沉默
對失敗的恐懼、社交焦慮、感官迴避
自我刺激
搖晃、敲打、咬手
感官調節、焦慮釋放
每年五月，是精神健康月。但在學校的現場，五月同時也是情緒最繃緊的一個月——測驗、排名、老師和家長的期望，壓力從四面八方湧來。
阿晴是一位中二學生，確診焦慮症，同時有讀寫困難。班主任形容她「很乖、很安靜，從不麻煩人」。但媽媽說她每晚回家都在房間哭，說不想上學，說「讀多少都沒用」。
學校看到的，是一個「沒有問題」的學生。家裡看到的，是一個正在慢慢崩潰的孩子。
那天下午，在一個情緒社交小組的活動裡，我們讓孩子在紙上寫下「別人怎麼形容我」。
一個九歲的男孩，寫下了：「蠢、差、煩人、壞孩子。」
我問他：「這些是誰說的？」
他想了一下，說：「媽媽，老師，同學，我自己。」
SEN 學生，從確診的那一刻起，就開始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「標籤」——診斷名稱、行為描述、比較，甚至情緒宣洩。
根據 2021 年的調查，26% 的 SEN 學生表示曾遭受欺凌，31% 曾被同學嘲笑。
九月，不只是開學的季節，也是分班的季節。
換一個新班級，對大部分學生來說是新朋友、新座位，有點期待，有點緊張。但對一個患有 ADHD 的孩子來說，轉班，是一次神經系統的全面震盪。
小傑升上小四，被分到另一個班級。開學後第二週，班主任打電話給他媽媽：「小傑這幾天情緒很不穩定，昨天下課時跟同學發生衝突，今天又在課堂上突然大哭。」媽媽掛完電話，在洗手間哭了十分鐘。她不是不知道兒子的困難，她只是太累了。
「老師，阿浩抄了半個小時，還沒抄完三行字。」
這句話，幾乎每一位小學老師都聽過，或者說過。
阿浩是一名小三男生，被確診為讀寫障礙。他不是不努力——每次都緊握鉛筆，額頭微微皺著。但當他的眼睛從黑板移到練習簿，再找到自己寫到第幾個字，然後想辦法把筆畫在腦海中重組……這一連串的認知動作，比我們想像中耗費多五倍的精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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